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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对于那些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
　　很显然，这是对目前出现的一些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借口、行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之实的警告性提示。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将垄断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均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异化结果，属于经济垄断的范畴；而行政垄断则是政府及其附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其他经营者进入的反市场竞争行为。
　　从中国实际来看，虽然出台了《反垄断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将反行政垄断纳入其中，因而对行政因素产生的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效用有限。实际上，虽然形成垄断的原因有自然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差异化、交易场所分散、行业准入障碍等，但是人为行业准入障碍和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与公平原则背道而驰最远的垄断因素，也是中国市场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的最大“拦路虎”之一。
　　过于密集的行业垄断，是阻碍生产力提升的大敌。对于这种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包括高盛在内的一些机构都曾对此进行过分析和预测：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国企垄断较为严重等现象将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行政垄断行业企业在盈利颇丰的同时也在增加下游企业的成本压力，对于整体经济运行而言则是一道无形的“绊马索”。
　　除了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也是行政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以汽车行业为例，一些地方政府下发的各类关于支持某某汽车集团公司发展的意见，对于当地出租车、警车等采购选型造成的导向性影响，都看得见地方保护的影子。
　　法律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控制手段，是因为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可见，落实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将反行政垄断作为日后修订《反垄断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保证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之选。而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和良性市场竞争氛围，才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和期待的。